读何满子先生3月6日发表在《生活时报》副刊的《鸟儿罗曼史》颇有感触。
何先生的议论是由英国野鸭子引出的。这种粗俗的鸭子，每年往西班牙“猎艳”，致使那里的珍禽白头鸭的后代成了杂种。据说，为了拯救稀有物种，英国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捕杀这种惯于猎艳而生产杂种的野鸭。何先生由此想到当前文化市场以紫乱朱、混充艺术、许多品种都变成杂种、生态环境被搞得一塌湖涂。并感叹野鸭可以捕杀而对侵害文化市场的现象却毫无办法。
何满子先生是前辈，作为过来人，他的愤愤然不无道理。但我以为先生有些太过忧虑了。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那么纯的，用一种纯粹的观念去要求它，自然会找来无穷的烦恼。就拿野鸭子和白头鸭的事来说，它们一方有情一方有意，既非行为“不轨”，更算不得“性丑闻”，人凭什么干涉它们的内政？至于后代长什么样，白头鸭尚不嫌弃，人类多管什么“鸟”事！白头鸭所以频于灭绝说明自身繁衍能力很差，野鸭的到来，很可能是延续其物种的良机，是一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。而人却为了让它们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传宗接代，不惜以虐杀来改变它们的交往和生存方式。我看这不像是自然保护倒像是人对自然的专制。
再说文化市场。既然是市场，它就要满足社会各种层次人的不同需求，就不可能是高雅艺术和文学的一统天下，而必然是一种多元格局。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，有雅有俗的，有优有劣的，有真有假的。而且谁是高雅真优，谁是低俗假劣也只能通过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竞争而后被公认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何先生在文中提到《孟子》里的“恶郑声，恐其乱乐也；恶紫，恐其乱朱也”，这是孟子回答弟子万章的问题时，转述孔子的话。有句话叫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其实圣贤也难免有错。孔孟是圣人，是万世师表。但他们对艺术功能的理解却过于单一了，对与周礼不符者一概排斥，孔子欣赏齐国的“韵”而对郑国的民间音乐“郑声”深恶痛绝，认为它放任而不合礼。然而到了汉武帝时，“内有掖庭材人，外有上林乐府，皆以郑声施于朝廷。”（《礼乐志》）“郑声”这样的俗乐不仅流行于社会上，而且盛行于朝廷和官府中。将文化与市场联在一起在孔孟看来，更是罪莫大焉。由于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不甚理解，不懂“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”（《商君书》）、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”（《周易》）的道理，所以他们学识渊博、才气超人、理论精辟，但游走列国终不见用。约三百年后，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并稳定了，人们才想起崇尚“克己复礼”和“仁爱”的儒家学说可治国安邦，这才被推到“至尊”的位置上。
时代的变化远非孔子和孟子所能预料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人类现在对色的分析和调制可以是无限的，对色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观念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没有人会为了维护一种颜色的名分而厌恶与其相近的颜色，在生活中被广泛采用的反而是靠色，流行色往往是边缘色。这说明人的思维方法发生了变化。对事物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，因此有更多的选择性和更大的包容性。与古人相比，无疑是一种认知同感知的解放和自由。
有了自由自然就有了问题。冒充艺术而招摇过市者、“戏说”历史而招徕观众者，难免会出现。究其原因，除了经济利益的驱使外，最基本的因素是社会需要。人们除了需要帕瓦洛蒂之外还需要惠特妮·休斯顿；喜欢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人，可能同时是金庸迷；《雍正王朝》轰动京城，《还珠格格》也万人空巷，前者并非就完全符合历史，也没有人会把后者真当历史来看，人们热衷“清宫戏”，是关心现实问题，不是什么坏事。帝王将相批了几十年都没有批倒，一两出搞笑的戏岂能影响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？娱乐固然不可冒充艺术和历史，历史和艺术也无法替代娱乐，否则生活便只有“雅”人的乐趣，一般人的日子就太严肃太乏味了。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已不再仅仅是崇尚文化，而是进入了一个消费文化的时代。更何况不少艺术巨匠就是从走码头、练地摊出来的，许多艺术精品原本也不过是下里巴人而已。所以俗文化的存在，既是无法避免的，又是不可缺少的。
既然俗文化不可缺少，“杂文化”也就难以避免。文化自然有民族和地域特点，但它又是彼此沟通相互影响的，是一个不断吸收、融汇和再生的过程。求“纯”是一种愿望，而实际生活里衣食住行没几样东西是纯的，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“杂交产品”。京剧是民族艺术吧，且不说它本身就是从地方小剧种融合发展而来的，它的行头包括身上穿的、头上戴的、台上摆的，都不是华夏汉民族所固有的，连伴奏的京胡也是由胡琴演变来的，其源头不在中原而在西域。在传统与现代、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交织和碰撞中，在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，实际上是一个互联网络的世界，一个不断合成的世界。综合，是一种时尚；单纯，已经成为历史。至于那些令人焦虑的事情，我想，人能够改变生活，就肯定能够解决在改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只要没有一些人的强制性干预和破坏，鸟不会自行绝灭，人也不可能齐心合力开倒车。应当充分相信鸟类和人类自己选择和调整的能力，鸟的事和人的事，都得顺其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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